第一，是非判定的权威性。比如，当魏延从前线表奏杨仪造反时，朝中吴太后就断言：“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杨仪等造反，未可轻信。”领导人的是非观念已造成了众人的思维定势，孔明常向众人说魏延的坏话，到危急关头，谁还能相信魏延呢?

第二，“临终嘱咐”的神圣性。杨仪在向后主的奏表中写道：“丞相临终，将大事委于臣，依照旧制，不敢变更”，“今魏延不尊丞相遗语，……”杨仪的表奏在朝廷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因为他声明自己是在谨守丞相的“临终嘱咐”去行事。同时，马岱已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假装支持魏延，潜伏于其身旁，准备等待时机，斩杀魏延。在与杨仪的较量中，魏延在客观形势上已处于明显的下风。

第三，指定接班人的正统性。杨仪表奏一到，蒋琬就认为，杨仪“为丞相办事多时，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绝非背反之人”。董允亦认为，杨仪“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均见第一百五回)魏延在前线曾向费祎提出要替代杨仪掌握兵权，率军继续伐魏，这公开违背领导人生前的人事安排。费祎一回朝廷就向后主面奏了魏延的反情，因为凡是不是领导人生前指定的人，绝非正统接班人；凡是这种人掌权，就是在造反作乱。正是由于这“两个凡是”，魏延的军队被煽动逃散，他的行为无人支持，他被马岱斩杀后人们心安理得。

魏延死了，一个争取个性独立的人格被绞杀了。历史在敬告后代：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该安守本分，老老实实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