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友康一下子慌了，这里半夜怎么会查户口呢？

刚才他看到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男人，可能是没有带身份证，被两个警察强行带走了。

朱友康此时更可怕了，他赶紧站起来接受警察的询问，因为来北京时太仓促了，根本没想起来带身份证件。

这可咋办呢？难道也要被带走吗？那还能给三哥帮忙吗？

“警察同志，你看我这里有一张准考证行不行？”

朱友康摸遍了全身的衣兜，居然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很早以前参加成人考试的准考证。

他赶快递给警察，这位看了以后，又交给另一个看了看。

“你是一位教师？”

那名警察拿着准考证上面的相片，一边比对，一边问友康。

“是的，这是我参加成人考试的证件。”

朱友康坚决地回答道。

“嗯，老师嘛，算了，这也算是一个证明吧。老师同志，下次出门一定要带上你的身份证，知道吗？”

警察一边警告着朱友康，一边继续他们的检查。

朱友康总算过了这一关。

警察走了之后，他再也无法入睡了。

他又悄悄地来到三哥所在的科室门前。

三哥正在凝神聚力地盯着隔着玻璃都能够看到的奄奄一息的儿子。

儿子从前天开始可怜的连呼叫的声音没有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几乎是一个植物人一样。

朱友康从三哥的脸上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父亲对儿子的一片真情。

也许是习惯，也许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三哥突然扭过头来，从科室门玻璃上看到了朱友康。

他立刻站起身，来到门前跟朱友康打手势，意思是让朱友康去休息。

朱友康接着昏暗的灯光，看到三哥满目愁容，满脸的沮丧，从眼角的泪痕中，猜测着三哥刚才已经哭过了。

就这样，朱友康在这里跟哥嫂相处了四天。

到了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正好三个大人都还没有离去，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朱友康一个人安慰哥嫂，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眼看着大人们心情已经达到了冰点，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现状的呢？

这一夜医护人员没有赶朱友康他们三人，而是让他们留在孩子身边，陪护孩子最后一段时间。

大约腊月二十九的早晨4:50左右，孩子永远滴离去了。

朱友康急得团团转，这里只有他可以劝导他们夫妇二人，可是，这对夫妇抱着儿子，死去活来的，已经无法劝解和安慰。

朱友康自己也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

他们夫妇商量来过这里两次，都没能带儿子去看一看天安门和故宫，本想着第三次来了，一定要去看一看。

但是，第三次来的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他们就商量着等把病看好了，再带上儿子去看看。

这一次，不但没有看好，反而成了永别。

所以，他们后悔当初，即便病情严重，也该带孩子看一看天安门和故宫。这也算是了却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所以，他们想起这些来，更是涕不成声。

朱友康提醒他们，尽快想办法解决孩子问题。

朱友康提醒他们，今天都已经腊月二十九了，孩子的尸体是无法运送回去的，只能火化。

朱友康联系了自己的两个同学，由于过年他们都回了老家，对火葬场的情况也不够熟悉。

最后，三哥联系了他们村平反落实政策后，来到北京一家工厂的老乡。

正好老乡距离北京市郊东北的一家火葬场不远，并且在那里可以联系到熟人。

三哥和老乡约好了，一块往火葬场集中。

当他们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天上开始慢慢地下着雪花，是稀疏的、大片大片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