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三位舅舅，大舅在上海工作，是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当兵之前，我从未见过大舅。1979年那年，我在部队提干第一次回家探亲，萌生了想见见大舅的念头。于是，我给大舅写信说明回家探亲途经上海想见大舅一面。

大舅收到信后很高兴，并回信讲，他也想见见我这位从未谋过面的外甥。得到大舅同意，我开始张罗起探亲的事来，写请假报告，采购回家要带的物品。

我虽然从小未见过大舅，在家时听娘讲（娘生病在上海治疗住在大舅家三个月）大舅一家五口人，妗子是山东胶东人，也是位南下干部。

（大舅一家的全家福，后排站立者是我三舅）

临行前，我听战友讲，昆明国防路上的军区政治部军人服务社里能买到茅台酒和中华烟，我特意去买了两瓶好酒和两条好烟作为见面礼。

一来报答娘在上海治病期间大舅的恩情。二来不知道大舅当时的生活待遇是个啥标准？第一次见面，生怕拿礼物轻了，对不住大舅。

那时候通讯比较落后，不像现在人人手里有部手机，想怎么联系就怎么联系。

那时的通讯联系只能是写信和发电报，我把回家探亲的具体时间和乘坐火车的车次写信告诉大舅后，大舅回信时告诉我，他要亲自到车站接我，接站的联络信号是他在出站口手拿一张报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信上，大舅一再交代我要晚点出站，避免出站口人多拥挤不方便看到。

一切安排就绪后，那天我乘坐从昆明开往上海的八十次特快列车，一路上领略着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心情不免有些激动和忐忑不安。我在想，舅在血缘关系上虽然是最亲的亲戚，毕竟生活在大上海几十年了，妗子和表妹表弟会欢迎我的到来吗？

早就听说上海人看外地人土气，我可是位正儿八经的“土老帽”，从小在大山里长大，当兵来到部队，从大山走进大山，在成昆铁路线上的一个三等小站当了一名铁路军事代表。火车站周围的大山比我家乡沂蒙山的山还高，火车站最繁华的地方是个小镇，从来没在城里生活过的我，进城过马路连斑马线都不知怎么走？

上学时，我就知道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国最繁华、最热闹、最气派的城市。

列车运行了两天三夜，第三天早晨正点到达上海站。我急忙整理了一下军装，提着行李下了车。

没走几步，我突然看到站台上有一位五十岁左右，又黑又瘦胡子拉碴身着工作服的人双手拿着一张报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就是舅的形象，不是我心中想象的样子，但心情还是有点激动，我迎上前去就喊了一声：“舅。”

此人笑着向我摆手说：“我不是你舅，我是上海站烧开水的锅炉工，和你舅老家隔了几里路，多少还有点亲戚关系，是你舅叫我来站台接你的，他现在正在出站口等你呢。”

他一边帮我提着行李，一边带着我出站，到了出站口这才见到大舅，也可能是血缘的关系，舅和外甥虽然从未谋过面，亲情的力量还是紧紧地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大舅拉着我的手笑着讲：“外甥长得不错，很有军人气质，一眼看上去还有点像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那位战斗英雄呢。”

大舅的一句话，臊得我不知说什么好。我长得又丑又粗糙，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听到有人夸我呢，也可能这就是舅和外甥见面格外亲的缘故吧。

（和大舅的合影照，中间为大舅，左为表弟，右为我本人）

大舅特意从单位要了一辆吉普车，在车上大舅告诉我，在上海，舅称之为老娘舅，妗子不叫妗子叫舅妈，并交待我等会见到妗子时要喊舅妈。

我心里七上八下在打鼓，从小到大就连我娘也没喊过妈，让我喊舅妈还真有点喊不出口。又一想，这可是大上海啊，来到上海听大舅的没错。

舅家住在市中心，在青年文化宫附近，车开了不一会就到了家，妗子正在公共水管上洗一只刚买回来的鸭子，我鼓起勇气叫了一声：“舅妈”，当时别提我有多别扭啦。

后来才知道，舅妈不但是位南下干部，还是一位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科研单位工作，虽然是山东人，讲着一口标准的上海话，生活习惯早已成为了上海人。

到达上海的那天正好是个礼拜天，表弟表妹都在家，他们住的房子是个二层阁楼，还有其他住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