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上书，建议增蛮、夷等族租赋，使其同于汉人编户，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重臣议论纷纷。蛮族以盘瓠﹑廪君﹑板楯三者最大。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其地有雄﹑樠（mán）﹑辰﹑酉﹑武五溪，故又有“五溪蛮”之称。建武二十五年（49），平定五蛮叛乱后，加强了对蛮族地区的统治，对异族一直是轻徭薄税，十余年间，相安无事。此时竟然又要增加租赋，左雄提起了元初二年（115），澧中“蛮”因郡县徭税失平，愤而起来反抗，一时间联合充中“蛮”等部民众两千余人，攻打大汉，事件发生后，皇帝采取其惯用的以夷攻夷策略，诏令州郡地方官员招募五里、六亭“蛮”兵，前往镇压，澧中“蛮”最终失败后投降。次年秋，渗中、澧中“蛮”又聚集四千多人。同时，零陵“蛮\一千余人在叛军羊孙、陈汤等率领下，“着赤幢，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与褛中、澧中“蛮”遥相呼应.” 但不久亦被州郡招募的蛮夷兵镇压下去。王卓司空为此也觉得国家更替频繁，战事频发，天灾人祸，不应再此时挑起事端，极力阻止增加赋税。尚书令虞诩头脑清醒，直言进谏：认为不可，对南方“蛮”族应实行安抚政策。所以对其征收的赋税额应保持稳定，严格按“先帝旧典”办事，不可随意增加，否则必将因其怨叛而导致得不偿失的后果。北方羌族叛乱，乌桓王联合人反攻大汉，西域战乱刚止--（钟羌良封等进犯陇西（甘肃省）和汉阳（湖北省武汉市）），北方干旱、地震频发，南方洪涝不止，现在还要增加南方蛮夷的赋税，这违背祖宗的条例，将会促使历史战事重现，将大汉置于危险之中。可惜中常侍孟贲（bēn），觉得虞诩作为武将也太过杞人忧天，胆小了，梁冀也拱火道：“廉颇老矣，虞尚书的胆子都消磨了，蛮夷也应该跟大汉的子民一样缴纳赋税，这是公平公正的”，虞诩看着新上任河南尹的梁冀和宦官们沆瀣一气，鼠目寸光，气的拂袖而去。顺帝看梁大将军也没说阻止增加赋税，只垂着头不说话，也觉得这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办法，国库空虚，还是得想办法增加赋税。顺帝看向中常侍曹节，曹节也是极力赞同梁冀的说法：“泱泱大汉，岂会因为一些蛮夷等小族而生畏惧”，宦官们家眷有很多武陵人，南方的赋税一直有给他们进贡，邓太后开江南水乡，一时间南方人鱼米满仓，腰缠万贯。要是能多一份蛮夷小族的赋税，那又是一大笔的收成。朝中人看近臣们都笑着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谁不知道这其中的猫腻，江南的赋税和朝贡，有多少进了他们的口袋，谁不知道呢，甚至连梁冀看门的仆人收到的贿赂都要抵得上一般官吏的俸禄，一些臣子们敢怒不敢言，怕惹了近臣的不快，不敢吭声，有的则大力恭维，直说大汉的子民应该共同纳税，弘扬国威，说的那是一个慷慨激扬，只把那些操练蛮夷郡兵的将军，说的汗都下来了。顺帝听着中常侍和小黄门的耳边风，也觉得自己是一代武帝，区区蛮夷小族而已，就将尚书令的话抛掷脑后，传召下去，增蛮、夷等族租赋。一时间，江南的赋税都高涨了，顺帝给了内侍们很多封邑，甚至有的内侍通过矫诏私自增加自己的封地和官员，同时增加封邑的税收，甚至将收缴的金饼在节日里贡献给各宫的贵人和陛下，顺帝看着手下人虽有分封，还不忘给他送节礼，哄他开心，只觉得这些内侍很是忠心，比起那些清高的大臣更易掌控，连尚书台的选举人才、传达诏令的事情，都让内侍直接插手了，这也使得尚书、三公和宦臣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常侍张衡最终因被宦官和后宫排挤被调出了东京，出任河间相，张衡目睹大汉内部的混乱不堪，人才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其才能报效国家，却又忧惧小人诬告排挤，因而郁郁不得志，私下里做了《四愁诗》抒发苦闷之意。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金琅玕((lánggān):像珠子一样的美石)，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chān yú古代一种较长的单衣。有直裾和曲裾二式,为男女通用的非正朝之服,宽大而长），何以报之明月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