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四年的年终总结会，也算是对苏过这些年的一次小结。

青唐收复后，陇右都护府的势力一直向西方延伸，接收了黄头回纥的部族和土地；

河西之地回归后，西州回鹘与大宋接壤，随即遣使向大宋称臣纳贡；

取自西夏的另外几州，则将宋夏的边境线再次向党项人的兴庆府推进了不少；

河北诸州挡住了契丹人的上一轮攻势，对未来的宋辽大战做了一次预演；

西南这边，自杞、罗殿两地成了大宋的羁縻州，又有亲近大宋的段和誉坐镇鄯阐府，边境无忧。

总的来说，扩地不少，但主要的敌人大辽并没有被削弱，而且大宋近些年的接连伐夏，还将西夏彻底地推了过去。

失去了河西之后，西夏只能紧紧抱住契丹人的大腿，等着再找机会从大宋身上咬下一块来，就像党项人的先祖们所做的那样。

大宋的锋芒毕露，也势必引起了大辽的警觉，所以下一次的大战，一定是大宋一家对付辽、夏同盟了。

宰执们对于扩地的喜悦远不如赵煦和苏过，因为打下的土地越多，与周边国家结仇就越深，就需要更多的士卒去驻守，这些都会令他们感到忧虑。

对于他们来说，国内新法的施行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在海上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的带动下，大宋的商业进一步发展，商业税和征榷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两税。

征榷是指国家专卖的部分，比如食盐和茶叶等物资的专营；两税指的大宋继承自唐朝的春、秋两税之法，春季征收钱和绢布等实物，秋季征粮。

但这个比例的变动并不是全是因为商业发达，而是大宋不抑兼并，大量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上，这帮人有的是法子偷税漏税。

方田均税法可以解决部分漏税的问题，但想解决土地兼并，青苗法和地方政府的籴粜政策更为重要。

苦哈哈的农户们抗风险的能力是很差的，一旦遇上什么天灾人祸，就难免走上卖地的老路，而国家有责任为这些人提供保障。

不管什么条例，让农民能有属于自己的土地，都是最基本的，所以一千多年前的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近一千年后“耕者有其田”的观点又开始被频繁提及。

苏过正在遐想中，被赵煦点名问道：“苏卿对赋税之事如何看？”

“眼下既然国库充盈，首先当减少两税，”苏过上前道：“往后商税还会扩大，应趁此机会调整两税的比例和去除一些地方杂税。”

大宋看似商税的比重高，但其实对农民的盘剥并不少。

举个例子，开封府征收秋粮，等你赶着驴车将粮食送到县衙时，官府会说仓库不在此地，需要你亲自送过去，如果不愿意，那就支付一笔脚力钱，称为支移。

如是种种，不胜枚举，就和之前的新法条例一样，看似很公道，但到了地方完全就失控了。

苏过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宰执们的认同，为百姓减赋，那可是盛世之举。

说完这一句，等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苏过又开始走神了。

不知不觉间，穿越来此已经快十五年了，前世的事都变得模糊起来，就像是一场梦，只有眼前的这个大宋才是真实存在的。

再往后，淡薄的记忆就真帮不上什么忙了。

结束了这场让人振奋的总结会后，苏过便进入新年假期了。

这个春节，一直在外做官的大哥苏迈也回了京城，苏轼一家难得地齐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