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白银泛滥加上官场贪污成风，先帝听从内阁大臣的建议进行了改革变法，内容与明朝的张居正相似，也就是将所有赋税总归一条，合并征收银两。

这项政策有好有坏，好的是简化了税务的征收，统一税率，方便了征收税款，这就极大的防止官员从中贪污。

因为在之前用实物纳税的时候，都是地方官派收税小吏下乡来收的，这其中就会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它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米，怎么每颗都不一样啊？反正就是各种挑剔，计量的斗具还有很多门道呢。

使用一条鞭法，简化程序就完全杜绝了这种情况。

坏的是火耗问题，就是百姓使用碎银子纳税，那么官府就得重新熔炼成官银，再上缴国库。但在重新熔炼的过程中，肯定会有所损耗的，所以地方官又有名头向百姓征收额外的火耗费了，这也叫“耗羡”。

没有一个政策是十全十美的，有的只是适合当下的政策。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什么时候出现问题就要想办法补救，而不是质疑前人。

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张居正无疑是为大明续命几十年，要不然万历哪里能搞三大征？

张居正死后出现的银贵谷贱，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予评论。就如以上所说，没有一个政策是十全十美的，只有适合当下。

大魏和大明的国情也大不相同，现在大魏要治贪污，就要从火耗入手，实行火耗归公。

火耗归公就是将原来地方官从百姓那里征收的火耗费，全部上交给朝廷。

那火耗费归官员和归朝廷，出钱不都是百姓吗？结果不还一样吗？还真不一样。

比方说，朝廷原本是要收1两税的，但是地方官直接收了2两税，自己赚了1两不说，百姓又怨声载道，骂的是朝廷，好处倒是给地方官赚了。

如果实现火耗归公，哪怕你收上来10两，那也全都是朝廷的，官员啥好处也没捞着。

加上你要敢贪一分，立马就治罪，傻子才会去收高得离谱的火耗费。这样无疑有效解决了地方官横征暴敛的弊政，也减少了百姓们的负担。

不过要由朝廷出面制定火耗征收的统一标准，承认火耗费的合法性，因为火耗费一开始本就是不合理的，但实行了这么久的政策，民间现在也潜移默化的认为火耗费是必须要交的。

朝廷制定一两税收多少火耗费，比那些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好多了，这些收上来统统归朝廷。

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

另外一拳就是高薪养廉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养廉银自然是从朝廷收上来的这些火耗出了，由朝廷制定几品该领多少的养廉银。

比如雍正时期，一个县太爷的年薪是45两，他一年的养廉银就有400-2000两，养廉银的钱来源于地方财政，发放根据地区现状，各地都大不相同，如果是富裕县，那你就能领多一些，最多2000两。

有了这些养廉银，谁还冒着被抄家的风险去贪污呢？很多官员就是因为薪水低才不得已去贪的，现在有了这些福利，他们大多都会尽心为百姓办事了。

雍正这套打法还是可以的，在他治下出现了吏治清明的局面，贪官有，但已经大大减少了。

可惜在乾隆的时候，因为没有监督机构去监督养廉银的制度，导致统治者随意更改，本身这钱就是从火耗费出的，制度的缺陷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