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号信的费用倒是不高，两块，但邮寄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省内三天，省外六天。

“谢谢阿姨，阿姨再见。”跟杨绣桦道别，周立走出邮局。

回到家，周立就给李刚打去电话，通知他底稿已经寄出了。

听闻挂号信要寄六天，李刚当即表示：“我调整一下时间，六月中旬之前出版没问题。”

周立前脚刚挂了电话，后脚电话又响了起来。

“周立？”话筒中传出中年男子的声音。

“我是，”周立顿了顿，“你是谁？”

“我是何伯伯。”

“何伯伯？”

对方给了补充条件：“我们在上海见过。”

周立顿时想起了对方的身份，《光明日报》的编委何冬青：“何伯伯。”

听出周立声音中的恍然，何冬青问出了他今天给周立打这个电话的原因：“这两周怎么没给我写信。”

“写信？”

“《光明日报》受到你的重点关注，有每周收到一封来信的殊荣，记得吗？”

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周立一直坚持着每天写一份信的频率向各省的报刊杂志举报组织。

其实每周的信内容差不多，换周的时候才会换内容。

所以每周只有一封固定寄往重点关注的《光明日报》，其他都是按安江给的联系方式寄往不同的报社。

在上海跟李伯伯和何冬青见面之后，如果完全复刻《肖申克的救赎》，周立应该将每周一封信的频率提高到每周两封甚至三封，但作为一个临近小考的小学生，每周一封信已经是极限了。

这两周又忙于《可可西里》的撰写，时间精力都有限的周立连每周一封的信都停了。

“你看了我寄的信？”周立下意识地问道。

“当然，每周我都会看。”何冬青斩钉截铁地回答。

虽然在上海见过何冬青就意识到他看过信，要不是看了信也不会找到自己，但听见对方语气肯定地说每周都看，周立还是生出了莫名的快乐。如果一定要形容，大概就是每已个为爱发电的写手，听到来自于读者的肯定，都发自内心地感到人生意义都得到了升华的快乐。

用一句老话来概括就是，良言一句三冬暖。

“我最近在写一本长篇小说《可可西里》，”周立解释着，说到这里，忽然意识到，“何伯伯，小说我已经寄给《萌芽》杂志社了，预计两周后就能出版，《光明日报》能帮着宣传一下吗？”

周立就是顺口那么一说，就像当时在上海见了李伯伯，顺口让对方报销食宿一样。

说一说又不吃亏，万一成真了呢？

世界上的事向来是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可可西里？青海那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嗯。”周立顺势跟何冬青说了一下《可可西里》的内容。

短暂的沉默之后，何冬青开口：“印好之后寄一本样书给我，合适的话，《光明日报》可以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