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突然的变化给其他犯人带来一阵小小的惊喜，先前骤雨般的缝纫机声零零落落了，犯人们停下来借机快活地东张西望，低声交流着，庆幸这样的倒霉事情不时落在自己的头上。

值班的狱警老丁从岗台上猛地站起来，叉腰瞪眼地扫了一圈，朝着几个高兴过头的犯人恶狠狠地喊：“你们叉他妈的干啥？摇头晃脑的，是不是晚上想学习？全给我干活！”

一听到骂声，刚围在一起聊天的事务犯中的几个劳动班长迅速跑动起来，一边拿眼神睃着老丁，一边跟着老丁一起骂犯人们，好像他们比老丁还生气，但是他们的声音听上去就是在虚张声势。

像风刮过的水面，一阵波澜后，犯人们安静下来了，空旷的厂房又响起暴雨冲刷的声音，那是缝纫机运转的声音，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

我出狱之前，始终没有接到土豆的消息，犯人们私下议论着他加刑的可能性。

在这个分监区，我和他是属于有份量的犯人之一，我们的罪名有些耸人听闻，这里我不方便讲出来，你如果看下去一定会知道是什么罪名。

其他犯人们对我们的态度是既幸灾乐祸又好奇，我们两个是主流社会的反面教材，是普通犯人们反感的对象。

监狱里，犯人们将这种被办案单位带回去的倒霉蛋叫做“押回重审”，它意味着被带回去的犯人大概率又被查出了没有交代彻底的余罪，加刑的可能性占了百分之五十，也原路去原路回的，那是少数。

我听到一些资深的老犯们介绍，在这些年之前，很少听到“押回重审”，只在近几年，这种现象才多起来，有时候一个分监区有十几个犯人“押回重审”。

让犯人们战栗的是，“押回重审”的犯人需要重新计算减刑考核分，以前无论多少减刑的积分一笔勾销，对于需要减刑的犯人来说，这不亚于被佛祖一掌打入地狱，因此，“押回重审”是监狱里犯人忌讳的话题，有些犯人因为这一句话而大打出手。

这个时候，老犯们往往象村子里的长老，背靠着监狱的围墙，两眼目视着夕阳，用阅尽沧桑的口吻来一句：“牢是越来越不好坐了啊！”

搞得好像以前的牢很好坐似的，我认为，牢一直是不好坐的，但不值一驳。

当然也有“好坐”的牢，离这里有一万五千多公里，在荷兰坐过牢的偷渡犯的嘴里，那里简直是另一种的休假的天堂。网球场，下午茶，咖啡和cake。你如果对这种休闲产生了厌烦的情绪，那就去干活，工种由你自己选择，而且同工同酬，有些人出来以后带回一大笔钱。

他的吹嘘让一些犯人对到荷兰去坐牢，充满对天堂般的向往。

我有土豆父亲的电话。监狱里的犯人之间一旦建立信任都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情况，以备有个照应，交换彼此亲人的电话是最基本的操作。 我拨了土豆父亲的电话，电话呼叫两声，没人接，我就揿掉了。我并不想背负这个报丧的责任，这一切已经与我无关了，我现在是自由人，接下来是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新的征程。

我浑身轻松打量久违的熟悉的卧室，东看看西瞧瞧，寻找着残存的气味。我拿起一本《百年孤独》躺倒在床上，装模作样地看起来。这本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印刷的版本，我早已忘记了书中的情节，随随便便翻到了本书的第291页的第二段，上面写：“已经三个月不下雨了，天气干极了，但是当布朗先生宣布他的决定以后，整个香蕉种植园立刻下起了一场暴雨………政府通过所能运用的一切宣传机器，千遍万遍地在全国反复重声，于是，一种官方说法终于站住了脚………马孔多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这儿是幸福之邦。”

妻子已经替我换好了崭新的被褥，很快的，睡意笼罩。我躺倒在松软的床上，像飘在云里，妻子进来了两次，笑意盈盈。

我对妻子说：“一切都是老样子，时光好像停滞了。”

当夜，我睡得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