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组长哈哈大笑说：“有种被卖到南洋的劳工叫猪仔。我们就是被四千元一头卖过来的。”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于是，大组长给我讲了另段故事：“我们同一批过来的犯人一共两千多名，都是长刑犯，当时这座监狱没有长刑犯，都是些三五年的短期的，生产技术积累不了，监狱领导很头痛，生产效益上不来，以前干农业无所谓，变成加工业就不一样，最后找到了我们的监狱，提出来要买人，这边的要求是全部余刑十年以上的，四千一个，我们省监狱也聪明，你要长刑犯没问题，但好处不能全让你占了，一些残疾人，老年人都一股脑的送过来，分下去以后你就看到了。我们是绿皮车押运过来的，临出发前，大鱼大肉连吃三天，吃得大家心里犯嘀咕，隐隐约约觉得有啥事了，最后一天，吃过晚饭，突然把我们集中在一起，进来了一大批拿枪的武警，我吓了一跳，咋的，准备把我们都全毙了？有些犯人脸都吓青了，双腿直哆嗦。监狱政委站上去讲话，原来我们这些人动身调监到南方去，好事呀！然后规定什么东西都不准带，直接走，我箱子里还有两条烟也不知那个狗日的拿去了。当时大伙儿一听高兴不得了，觉得沿海条件好啊，还有海鲜尝尝。火车开了两天一夜，到这里是凌晨，进到外场地，一看角落里放着四个马桶，我心里凉了半截，我知道这是个连我们那里都不如的地方。”

我注意到他在使用主语的时候，不断的用了“我们监狱”，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和监狱已经融为一体无法分割。

他跟我分享他的食物，他的酒，他的往事，我没有理由不感谢他的慷慨。而他的叙事方式让人感觉到没有明显的坏人，有的只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在接下来的两个周末，我们的友谊在喝藿香正气水和聊天中得到升华。他读书不多，分不清演义和正史，他敬佩鲁达却喜欢李逵，他在李逵身上看到自己的共同点，比如“忠、孝”，他为李逵砍翻四岁的孩子叫好，觉得这样是给贪官绝了种，他的仗义和慷慨仅局限于他认可的小圈子内，对付别人他同样毫不手软，他看不惯贪官，也看不起偷鸡摸狗的犯人。他觉得天下不能没有皇帝，他觉得皇帝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就像一家之长，谁不想自己家里好呢？倒是那些管家坏得很，往自己家里偷东西。

在离“毕业”只有十来天的时候，我向他请教关于被分流的事情，他沉吟了会儿说，既然坐牢，不管哪里都差不多，哪里都有舒服的岗位和不舒服的岗位，关键看你自己怎么去“混”，“混”好了，哪怕魔鬼中队你都是舒服的。

如果没有人检举，我的入监队生涯堪称圆满，我在大组长的庇护下，躲过了原本应该承受的折磨，吃得又好又不用训练，这里的“好”是相对其他人而言的，是在克扣其他犯人基础上的完成的，刚开始我还有些负罪感，但很快我就习惯了这种“高等犯人”的待遇，甚至有了一丝的优越感。和周边人相比，我是属于“混得好”的人，就象我在看守所“混得好”一样。

大组长曾经跟我说：“劳改队两样事情最重要，一是减刑二是吃。劳改队就是人吃人的，没有公平。”当时我对这这句话不以为然，现在回头看，他说得对，我们吃的的是其他犯人。四十几天的高强度集训，加上没有营养，大多数犯人是十几斤几十斤的瘦下去，有些以前比较胖的人瘦得脸皮挂下来象两扇窗帘，而我体重却不见明显变化，这是因为我通过和大组长联盟，吃掉原本属于其他犯人碗里的肉来实现自己营养均衡的，这和“吃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这就象别人“吃”我时我竭力反抗，当我有能力“吃”别人时候，我又努力去维持这种“吃”的秩序，我的“吃相”并不比他们好看，只要秩序不变，大家都会一路“吃”下去，如此而已。晚上我回小组时，已经觉察出了其他犯人对我这位新犯“吃”他们的不满，组长们才有资格吃。

我终究没有吃到头。当我凭借大组长的篷帆即将渡过入监队的河流，我被人举报了。

那天晚上刚好轮到吃“鸭块”，我的心情愉快地坐等鸭块端过来。在入监队，犯人们每周除了能吃到一顿红烧肉，还有另一顿荤菜，大多时候标明是红烧鸭块或红烧鸡块。就象你不能指望康师傅红烧方便面里真的有红烧牛肉的道理一样，红烧鸭块实际上是市场上二三块一副的鸭架或鸡架，剁碎了加白萝卜姜块大料酱油等在里面一起烧，也能熬出一锅香气扑鼻的红烧鸭架鸡架萝卜汤。

吃鸡鸭架犯人们还是相当欢欣，虽然是鸡鸭架，象脊背部位，就有一块被骨架保护着的肉，打菜的会将有肉部分从汤里挑选出送过来。吃了肉以后可以喝汤，也可以把饭扣进汤里，鸭汤泡饭是相当不错的滋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