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又问：“这样的好日子，我们该感谢谁？”

社员们又是一片叫好。

公社书记拍着老孙的肩膀夸奖，你不但食堂办得好思想工作做得也到位。老孙嘻嘻笑着说，我文化不高，觉悟高，还不是靠书记你们的培养。

社员们一手拿两个馒头，举着吃一个，手心里捏一个，另一手拿筷子不停的夹菜，人们吃着吃着都站了起来，因为坐着吃肚子会被挤着难受，站起来吃得更多。

这顿饭足足吃了两个时辰，社员们才恋恋不舍的散开。我奶奶一手牵着我二叔的一手牵着三叔的手往家走，走到公路上，我二叔抬起头和我奶奶说：“妈，我肚子胀得难受。”

我奶奶说：“妈给你摸摸。”

我奶奶摸着我二叔的肚子，二叔的肚子鼓起来像个百分七十的皮球。摸了一会儿，我二叔说：“妈，我想吐。”

话没有说完，我二叔“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吐出一滩没有消化的肉。接着又“哇”的一声吐出来，吐了以后，我二叔的肚子就泄了气的皮球，瘪下去了。

我爷爷说：“你吃得太多了，以后少吃一点。”

我奶奶说：“还以后，这么吃，怕是没几顿咧。你看谁不是往死里吃？都翻白眼了，还使劲的吃。这种吃法，山都吃倒呢。”

我二叔吐得都是眼泪。吐了一会儿，他说：“妈，我好多了，吐一会儿肚子又饿了，我想回去吃。”

我奶奶放了手说：“你去，能拿就拿两个馒头回来。”

不一会，我二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馒头，说饭桌已经在收拾了，馒头都已经收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奶奶起来后刚想烧饭，我父亲提醒她说：“妈，去大食堂吃饭。”

我奶奶一想，说：“我都忘记了。”

于是一家人继续大食堂吃饭。

祠堂门口已经排了老长的队。今天依然是干饭。有些社员拿出家里的甑头来打饭。我父亲吃好以后就上午去了，现在他中午自己不用带饭了，学校那边同样开办了大食堂，是多少给多少，管够。

这样吃了一个月，肉渐渐少了，菜越来越素，干饭少了，半干半稀的菜饭多起来，有人就和老孙开玩笑：“支书，这个肉咋少了？不是说大食堂顿顿有肉吗？”

老孙说：“也不能是顿顿有肉，荤素搭配，才最有营养。”

这样又过了半个月，干饭变成了稀饭，烧饭的缺少了干劲，有气无力的。打饭时候，社员跟做饭的闹，做饭的说：“跟我说没用，支书给我什么我就烧什么，难道我把屁股肉割一刀给你煮了吃？”

有些人开始偷偷地生火，老孙把这个情况向公社反映，书记告诉他，其他的村同样有这个情况，书记特别叮咛老孙：“你们村可是标杆，这面旗帜不能倒。”

老孙很为难：“我这边都是乡里乡亲的，总不能冲进别人家里把人家的锅给砸了。”

书记说：“这个锅不用你来砸，由政府来管。”

于是公社派出一位干部带着两位民兵，在饭点的时候，站在村口了望，看到谁家的房子上冒起了炊烟，就冲进去拎锅盖，这么一来，大家吓得火都不敢生了。

我奶奶很不服气，说：“从古至今，没有听说过家里不让做饭的，还有砸锅的，真的是少见。”

我爷爷就不让她说。我奶奶偏要说：“我一个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但我就知道，是个人就要吃饭。”

事实证明我奶奶少见的东西有很多，过了一段时间，不但要砸锅，家里连锅都不能有了。

那是个星期三，我爷爷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生产队的地靠近公路。

我爷爷慢吞吞的干了快一个上午，他和地里所有的社员都在等广播响起来的那一刻。广播一响就能收工。

村里不仅每家每户安装了广播，还接出来一个大喇叭挂在村口的电线杆上，大喇叭响得整个村子都能听到。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爷爷准备把最后的两行草削了，今天的工分就算混到了手。他无意中抬头一看，他远远的看见一个小孩背着书包从田埂那边跑过来，他刚想谁家的孩子在逃学，又感觉看上去好像是自己的儿子，等小孩走进几步，果然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一看到我爷爷就哭了起来，说自己学校解散了，上不成学了，他的老师和校长都被抓走了。我爷爷很奇怪：“你们老师能有啥事？”

我父亲哭着说：“他们说我老师和校长是台湾特务。这样我不就是台湾特务的学生？我不是台湾特务的学生。”

我爷爷一听台湾特务，脑门上冒出了冷汗，他一急，喉咙就大了起来：“你说清楚，你老师是怎么个情况？”

我父亲抽着鼻子说：“我老师穿了一只胶鞋一只布鞋，被人告发到公社去说是特务联络暗号。”

我爷爷呆了半响：“那也不能算台湾特务。”

我父亲说：“有人说我老师的爹解放前跑台湾去了。”

我爷爷倒吸了一口凉气说：“这个完了。”

我父亲问他咋办？他想了想说：“你先回家，过两天我陪你到学校去看一看。”

我父亲抽抽嗒嗒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