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是，让商人无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场竞争者，而是“官商”。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称“官商”，官在前，商在后。为了垄断盐铁、运输、酒业，刘彻增设了很多机构，汉帝国的官僚机构空前膨胀。他们垄断了各种赚钱的买卖，对胆敢入侵其领域的普通人处以极刑。

商人要生产、要经营、要赢利；官，不需要生产、不需要经营，赢利很辛苦，过程也很漫长，抢劫才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官商已经完全具备了抢劫的能力，无论什么破烂东西，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不是抢劫莫非是慈善？

史书记载，官营铺造出来的镰刀，据说割草都嫌钝；现存文物中有一种大铁犁，特点是个头特别大，大概有一米多高，因为，这样的东西价格可以卖很高。

这哪里还是农具，简直就是一堆废铁。这样的破烂一样要卖给国人，反正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官商迅速染上了帝国官场习气。自此，官与商一体、权与利结合，所谓。当然，这些官商都能迅速各自把持一块地盘，完全把民间经济消灭干净。

更可怕的是，垄断地位赋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钱，这些人同样冲入那个致命的市场—土地。《汉书》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帝国官僚购买土地的情形：下至水衡、少府、大农、太仆，上至三公九卿，无不。

据《汉书》记载，红阳侯王立是皇帝的舅舅，他强占了南阳几百顷土地，接着又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官衙，此投机倒把行为让王立赚了一亿个铜钱。有人曾经作过测算，一枚铜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一升小米，这笔生意的纯利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至少是二亿六千万元。如果考虑到汉代粮食的稀缺性，这笔生意的利润又远远高于二亿六千万元。

就算是二亿六千万元，放在今天是一个什么概念？盘剥如此暴利，又有多少人会无家可归？

汉武帝打击了商人和工商业者，却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为可怕的人。单纯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钱人，很快被官商挤出去。

现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国真正的有钱人。此后，历朝历代都没有摆脱官商的窠臼，工商业永远成了附属于封建官僚集团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须先是官僚，然后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于一身。

与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对金钱的渴求根本没有止境。毕竟单一的商人、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规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价格也不能贵到离谱；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让小农生存。

“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样了，此时整个社会的财富规律已经转变，人们不再热衷于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如何去抢劫财富。

《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汉帝国：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

行虽犬貔，家势富足，列田畜者弥郡国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断绝了人们正常的求利空间，一定会有另一种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现。在西汉历史上，这批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个专属名词—“豪强”。

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这些人是帝国的精英，也是创造财富的先驱，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欺压小农、强买强卖土地、使用暴力抢夺小农身上的最后一枚铜钱……

所谓“豪强”，说白了就是中国第一代黑势力，他们剪断了维系小农生命的最后一根游丝。

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涌入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则超过了百万。毕竟长安是帝都，这里人多、事多、钱也多，或许帝国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或许这里还有一点空间能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