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四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徙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迁七十万人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再迁三十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徙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

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民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作“九冢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属地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汉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徙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

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七亡”如下：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赋税（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民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贼杀死、互相斗殴死、饿死、瘟疫死。鲍宣感叹，百姓有十四种死法，却没有一条生路，国富民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