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在江南传播甚广，组织互不相属，称谓也多，淮南谓之二会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自然法主也是各论各的。

明教层级分明，分为法主、十二位大师、七十二位侍法者、三百六十位法堂主、纯善人与净信听者等五级，最后这两级没有人数限制。

徐宁听了慎重起来，以宗教结社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远比一般的叛乱难以剿灭，不仅因为其组织严密，更因为其教众皆是有信仰的人，被教义洗脑后的教众只要不死，随时会再次反叛。更何况，这个钟相还提出了明确的极具诱惑力的政治纲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等贵贱，均贫富，这与秦末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宋初王小波的“均贫富”一脉相承，更进一步，自然令贫苦百姓趋之若骛，应者云集。

徐宁说道：“看来这个钟相造反是筹谋已久啊。”

刘士安摇了摇头，说道：“大人多虑了，这个钟相起事，完全是形势所迫，倒非处心积虑。”

徐宁哦了一声，来了兴致，说道：“愿闻其详。”

刘士安道：“据我所知，钟相最初在乡里结社，不过乡民互助之举，并无恶意，靖康之难时，还组织了三百乡社成员北上勤王，结果被高宗遣返。此后金人攻入江南，有一支偏师打到了潭州等地，四处劫掠杀戮，而朝廷负责抵抗的孔彦舟，在金人面前闻风而逃，劫掠百姓比金人更为凶残，再加上官府赋税年年翻着倍儿往上涨，民怨沸腾，钟相这才扯起了反旗，反抗金人也反抗官府。”

徐宁听了，笑了笑，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钟相造反，固然是时势造就，官逼民反，但若因此便说钟相造反是迫不得已，并非本意，倒也未必。不过这事并非重点，也没有什么好探究的。

很多事情本无对错之非，只有立场不同。就好比历朝历代这些农民起义，大多为反抗暴政而起，正义无比，但事实上，不过是将起义军与官府拖入了一个更大的乱世而已，即便有成功者，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屠龙者，要么被恶龙所杀，要么最后也成了恶龙，这就是历史的可笑可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