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那个家中有一个让他厌恶的叔父,可是那里的感情让他无法作出割舍,他觉得相比起汴京的繁华,家乡之于他更为重要。
在犹豫和踌躇了许久后,他方才是做出了这么一个艰难的决定。
“伯伯,感谢您的心意,汴京固然繁华,可是我还是割舍不下乡里的亲人!”
若是真的留在了汴京读书,那么以后同父母亲人联系,也就只能够通过书信往来了。
毕竟汴京来回一遭可是很远,如今可没有什么便捷的交通工具。
这来回可不是一件简单的易事,如今若是跟着这个刚刚认下义父后面,将来的生活定然会比回去更好。
可是他依旧会拒绝,身边的塞赤也不明所以的傻呵呵地笑着,一边吃着桌上的饭菜。
一顿饭后一家子人又将两人送走离开,而章淳目光中有些不舍,这个汴京对于他而言是孤独的,塞赤和葛仲两人若是能够留下,他也就多了两个朋友。
等到两人上了马车彻底离开了,一旁的妇人方才舒缓了一口气,因为若是当真二人留了下来,家中的生活也会立刻拮据起来。
并不是她心思多,刻薄寡恩而是她的出发点也是从这个家而出发。
章启感叹的说了句:“素闻延州之地乃是教化之地,当地民风淳朴,从塞赤和葛仲两个孩子身上可见一般!”
若是说延洲有什么值得让人记住的地方,那无疑就是绥德县的绥德学宫,它如今的地方可是比起孔子故乡都不遑多让。
绥德学宫初始乃是因为杨秉而知名,后来此地的民风吸引了许多的学者大儒,使得此地成了一处文人大儒常常汇集之地。
所以章启这番感慨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同样也会影响当地百姓的风气。
……
不仅仅是外来的一些大儒名士对于此番杨秉讲学抵触,在太学之中的一些饱学鸿儒同样也是。
如国子监直讲胡瑗就对官家的旨意,连续几次上书可无一例外都被驳回。
国子监直讲有主持太学之责,这个位置不可谓不重要。
而他同样也是当初杨秉所举荐的人才,二人在政见上颇为一致,对于杨秉实行的一系列新法,利国利民的事情,他都是抱双手双脚赞成的。
这并不是因为二人之间乃是提拔重用的关系,而是这是他由心的如此觉得。
固然他钦佩杨秉的文采,敬重他的德行,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二人乃是学术之上的分歧。
这之于那些阴谋家,政治家而言,这不过是点头应答的好事情,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坏了自己的大好前途。
可是学问这个东西乃是他立身之根本,如果在此问题上可以做到屈就,那么他便成了一个无原则的人,没有道德坚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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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朝廷之中受重用,本该是富贵荣极的生活,可是他却一身布袍,那一身儒袍却是浆洗的平整无一点褶皱,看起来素朴可那一身清正之气,还有那一身气度却是让人凛然。
“胡公,您此举却又是何必呢?这官家明显乃是偏向于杨公,您这个时候高举反对,岂不是成了众失之的,杨公到时岂会与你干休?”
如今的杨秉权势之大,朝中也是少有人能够与之掣肘,依附者自然也是众多。
而有些想要钻营取巧的官员,都想要攀附上这颗大树,实现官职跃迁。
毕竟先例不少,杨秉提拔了一大批的变法新人大臣,而有些人德行虽然一般,可是有能力的依旧会被杨秉提拔。
因为他的原则向来是重才甚至重德,这也是杨秉在外毁誉参半的原因之一。
说话之人乃是太学官员,胡瑗身边的亲近之人。
他脸上露出担忧之色,在他的眼中当年的道德君子杨公如今不过是一权臣尔,胡公方才是真正的道德君子。
如今的太学有如今的现状,也乃是胡公的功劳,他实在不忍心胡公陷入其中。
胡瑗摇了摇头,说着:“我深知杨相公的为人,当年我在他面前历数他的过失,尚且不与我计较反而提拔我,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如今的确有一些小人,被杨相公所提拔重用,不过却不是因为他们的谄媚之言,而是其能力!”
在他的眼里虽然不认同杨秉此举,认为为官重要的乃是德行,可是却也能够理解杨相公为何如此做。
不过是为了树立新风,培养出大批的实务的大臣,在告诉朝野上下朝廷用人重才甚于重德,所以那些浊流的官员也纷纷效忠其下。
正所谓投其所好,有人喜欢美酒,有人喜欢佳肴,自然也有人爱好美人,一些钻营取巧的官员,就会为了投其所好。
可是如今杨秉喜好的是有才干的大臣,那么他们自然会为了倾尽全力的为了政绩。
无能和懒惰从来都不一定同浊流所挂钩,甚至有些官员明明德行不高,却也能够同百姓同吃同住,宵衣旰食的拼着政绩,他难道是为国为民吗?不,他是为了自己的政绩罢了!
可杨秉并不在乎这些,如今的大宋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个关键的地方都需要有人把持,做好自己的螺丝钉,他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够办事他就重用!
你若是贪污违法,那么不好意思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偏袒,而不会因为你的名望或者你大儒的身份,就会对你予以重任!
而杨秉这种做法,看起来不过是维护的乃是一个公平,但是在士大夫眼里这就是异端,因为他将才高过了德,往大了说你就是认为术高过了道!
放着那些饱学之士的鸿儒不用,偏偏起用私德有亏的人。
胡瑗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认为此举有些不妥,他是一个在道德品行上近乎吹毛求疵的人,他认为为官者需先得有风骨,后需得有才能。
同样他的思想又不迂腐,他认为的文人的文章需要经世致用,可谓是同杨秉所提出的思想二者不谋而合。
可是从根本上两者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别,他认为官员以德行作为标准,而杨秉认为以法作为标杆。
身边的人也只能拱手,既然胡瑗已经下定了决心,他是如何劝恐怕都无法改变其心意了。
有的人会权衡利弊,而有的人却坚守己心。
朝中的大臣多是保持缄默,毕竟虽然官家并没有明说,但是却下令让杨秉在国子监讲学,这何尝不是在站台。
杨秉那是立下当世一门显学之人,而且还是一位朝中的中枢重臣,乃是大宋的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