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靠着海边的自然在海上讨生活的人就多了，尤其大唐繁盛，在蛮夷小国看来那就是遍地黄金的存在.

商人逐利而往，其实不止是商人，各行各业谁又不是呢，于是不少有钱有本事的人成了来往自己国家和大唐之间的海商，很多没资本的也不甘困守在小小一隅之地，于是会操控船的成了船工水手，有一把子力气的成了货物的搬运工.

岭南的商人或者说商人背后的权贵家族也是这么干的，他们操控着岭南的货物集散售卖，同样也组建着大中小型的商队，来往于东南各小国，当然武家肯定是其中最有实力的一家.

这些海商在陆地上的时候是商人，到了海上很多时候会视情况而定偶尔客串一把海盗，反正茫茫大海上死几个人，翻几条船那是一点水花都不会起来的.

大唐这时候的海盗商还算不得猖獗，像武元庆知道后世明朝中后叶的时候那东南沿海的海盗商才真正的横行无忌.

明朝实行海禁，要求片板不得入海，各地官员执行的很到位，你说不让下海那就不下海嘛，多大点事.

这官面上的文章做得很漂亮，普通百姓的确是再也不让道海里讨生活了.

可实际上呢，禁止的只是良善的百姓，南方的大小名门家族非但没有受到禁止，甚至把持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海上商贸，个个赚的流油.

这些人不光是海商，很多时候也是海盗，会劫掠其他的海船，可谓: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因为有东南士林家族的掌控，所以这些亦商亦盗的海盗商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他们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海盗”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海盗。

人们常说明朝深受倭寇荼毒，甚至有胆大包天的倭寇敢进攻城池，烧杀掳掠.

但真说起来，那时候倭寇的数量在东南海上的数量占比撑死也就两三成的样子，只不过相比基本是抢劫海上商船的其他海盗来说，这些倭寇的胆子更大，行事更凶残给沿海百姓造成影响更加巨大而已.

其实，倭寇是明朝海盗的代名词，却并不是明朝海盗的根本.

大唐东南海域这时候活跃的海盗商虽然没那么猖獗，但沾了血毕竟是沾了血，凶性总归不像没沾血以前那么容易压得住.

尤其是受到不属于自己的金银珠宝刺激的时候，他们本能的就想用最原始的行为也就是武力抢夺将它们据为己有.

珠光宝气，移动宝库的长乐公主很不幸的成了这些人眼里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