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前方一言不合就直接杀了个尸横遍野，将台下的晁盖同样也被震撼得浑身颤抖。他的三观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所谓“杀你，与你何干？”

没有审判，没有理由，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经历过这种深入骨髓的残酷之后，晁盖才终于从后世和平世界的思维中慢慢抽离出来，深刻理解了这个乱世的疯狂！

什么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什么千古礼仪之邦？

那些冠冕堂皇，含情脉脉的规矩和美德，历来都是针对高高在上的权贵而言的。

而他们这些底层的贱民，不仅连个正经名字都不配，甚至在那些上等人眼中，他们连作为“人”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只能算个两条腿的畜生，人型的工具，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被轻易剥夺了生命。

想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活下去，那就必须首先玩转这个时代的规则。

不然的话，就算再如何富丽堂皇的强汉盛唐，与他这样的底层贱民又有什么关系？

奴隶不仅没有资格，而且也没有任何义务去爱奴隶主的国家。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晁盖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让他潜藏心底的野心开始疯狂滋生出来。

继先前给自己取了个正经的字号之后，晁盖此时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正经的小目标：

他要干翻这个令人操蛋的世界！

为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往上爬，要首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刘岱如此疯狂的当面杀俘打脸，意味着再也没有了丝毫转圜余地。

他与桥瑁之间的争斗，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话语权之争，而是要进入真正的不死不休。

兖州从此风云变色，即将陷入乱世的深渊！

“刘公，刘使君！何至于此？……”

席中一黑面儒生叹了口气，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长身而起，向着刘岱深施一礼。

此人名叫董昭，年纪不大，说起话来却是不急不徐。除了眼角不经意间露出一丝精芒外，董昭外表看起来倒也憨厚老实。

他是袁绍帐下参军，也是兖州本地人。

这次董昭奉袁绍将令出使兖州，一是探访寄居刘岱家中的袁绍妻小，二是尽快促成兖州发兵讨董。

事实上，袁绍此时情况并不怎么乐观。

他连妻小都寄居在刘岱家中，而不敢一同带着去冀州上任，就能看出他目前的处境，的确非常艰难。

自从与董卓当众翻脸后，袁绍就逃亡渤海准备起兵。

董卓当时还未完全掌控朝堂局势，因袁家势大，也不敢轻易把袁绍往死里得罪，所以便轻易放过了他。

后来袁绍得到朝中党人相助，忽悠董卓私下和解，顺手还捞了个渤海郡守的职位，以便自己能更方便行事。

袁绍能够从雒阳全身而退，还能如此翻云覆雨，首先是因为有袁家的深厚遗泽。

袁家自高祖袁安开始，连续四代人居三公高位，号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无数，因此而势倾天下。

不仅如此，袁绍本人名声同样极为响亮。

他在雒阳守孝养望多年，交接资助党人无数，又有领头诛灭宦官之功，后来更与董卓因废帝之事而当众翻脸。

这让袁绍极得人心，尤其是天下士族党人的拥戴。

到了如今，袁绍已经继承了当年党魁“八俊”之首李膺的衣钵，成为新一代的党人领袖，号称“天下楷模袁本初”。

正因如此，袁绍作为渤海郡守，被顶头上司冀州牧韩馥深深忌惮，也就不足为奇了。

董卓毕竟不是傻子，虽然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守，当然也防了他一手。

在任命袁绍时，董卓就同时任命了韩馥为冀州牧，专门负责盯着袁绍，防止他起兵造反。

身为颍川名士的韩馥，多年宦海生涯，爬到如此封疆大吏的高位，也不可能完全是个白痴。

事实上，韩馥对袁绍的确早就有所防备。

不过面对袁绍，韩馥也有自己的为难之处，因为他本人同样属于袁氏的门生故吏。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了这个时代的特殊政治生态——二元君主制。

所谓二元君主制，就是对于大汉的士人来说，他们其实是有两个效忠对象。

其中一个自然是大汉皇帝，另外一个则是各自的恩主。

汉代当官是察举制度。那么谁征辟你当官，便是第二重君主，与所征辟士人的关系，就是第二重君臣关系。

皇帝高高在上，看不到摸不着，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效忠对象，其实主要还是自家的恩主。

三公有开府建衙的权利，而袁家自身，还有家传的《孟氏易》可以传承。

所谓“开府收故吏，传承有门生。”

袁家上百年连续几代积累，自然是桃李满天下。

如今朝野上下，需要为老袁家效忠的党人士族、高官显贵，可谓是比比皆是。

某种程度而言，袁家其实已经与当初篡汉的王莽一般，织成了一张庞大的遮天大网，窃取了大汉皇室老刘家的大半权利地位。

这就是袁家四世三公，号称天下仲氏，或者说仅次于老刘家，天下老二的恐怖之处。

此种情况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却属于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就连皇帝本人，同样没有办法解决。

连续几代皇帝亲自下场玩“党锢”，搞一刀切，禁止这些沾亲带故的党人做官，或者操纵更为不堪的宦官来与之争权夺利。

到了后来实在玩不过，汉灵帝干脆破罐子破摔，直接明码标价卖官，那就纯粹是拿江山耍赖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