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哥在诏书里说，他一直思索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他才发现上古圣贤所定士农工商为天下四民的睿智。

士予万民以教化，农予万民以衣食，工利万民以器皿，商通万民于有无。

长久以来，他们或许偏离了圣人之道，只重士农，导致农人出产大量堆积在士人仓中，不得流转。

工商不兴，导致失去了吸纳超过土地承载的人口，并为他们提供生计的渠道。

粮食白白在士人仓库中腐烂，没有出路的失地农人只能变成流寇，屠杀士人扰乱天下。

诏书上说庚哥觉得，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他们违背圣人教化，擅自将四民划分等级，轻贱商贾的后果。

商贾不兴，自然匠工无利，天下四民废其二矣，犹如只有两条腿的案几，自然容易倾覆。

诏书说因为吕不韦之祸，轻贱防范商贾至此简直是因噎废食。

庚哥因此期望恢复四民之治，使天下重归于安稳。

当务之急是让土地得以安置更多的农业人口，这就要解决兼并之弊。

诏书说庚哥不愿意效仿王莽之乱政，运用皇权强行收取士绅的土地。

哪怕是违制，士绅手中的土地也是他们一代一代通过购买获得的。

这里故意忽略了士绅豪强运用权势非法聚敛 土地的过错，对他们表示理解。

所以庚哥只能以皇家为表率，经商获利，再以商利向士绅购买土地，用类似过往国家赋税一般极低的佃租供给农人耕种。

这样就解决了失地农民聚为盗匪的问题。

但没有土地这种稳定获利的方式，世家豪强何以保证家族繁衍的生息之道？

诏书说之前之所以防范商人，正是因为商人聚敛财富的速度。

士人是帝王最亲近的依靠，皇家愿意将这种最容易聚敛财富的生计，赐予士人。

所以才有皇商这么个身份。

庚哥相信以士人的品格，可以发挥商贾对社会的贡献而避免商人对社会的危害。

并且还通过皇商行会来教化和规范以及约束商人。

这才是圣人之道。

发现一种民众有祸害社会的能力，应该教化他们发挥有益社会的一面，克制与摒弃对社会不利的行为。

通过繁荣货殖和商业，他发现果然使匠工行业也繁荣起来。

需要大量人口的匠工行业，也果然吸纳了超级多的失地农民。

这样通过繁荣商业和购买公田，他就解决了治下流贼遍地的状况。

这就是复上古四民的好处。

“然上古至今，已遥不可考，又经焚毁之祸，典籍万不存一。”

“朕亦不知，此政得圣贤之智几何，其弊又如何？”

所以身为帝王，他愿意冒着风险身先士卒的带领臣民走最艰难的道路。

但他不能用天下去豪赌。

所以他才决定，选有德之士作为太师，遵循旧制稳固天下。

而他治理一部分国土，作为试验田特区来尝试新政。

两种制度并行，用时间来选择哪一种制度更为适合用在天下推广。

如此一动一静，得阴阳互济之道。

这样新政万一出什么纰漏，大汉天下的大部分国土还可以稳定。

而他治下的特区，也能作为人口泄洪池，吸纳各地土地无法容纳的多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