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指导员没有到任，中队长主持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关于那位胖乎乎的前指导员究竟调任到什么职位去，依然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有人说他根本没有调到大队去，被纪委带走调查了。

在外场地菜园的东边，靠近老黄辣椒地的地方，那是片干净的空地，它是三中队的信息广场，喜欢读点书报的犯人喜欢聚集在这里交流一些心得，更多是关于时政方面的个人见解，虽然都是犯人，但是没有哪一条规定说犯人不能爱国，不能评判时政。

对于爱国这个话题，既然发言，犯人们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又是一个黄昏，气氛已经到了那个点上，有个犯人大声地疾呼：“搞钱，出去后努力搞钱，到日本去睡他们的女人，改变他的基因。让日本人都喊我们爸爸。”

他的话引去一阵赞同的哄笑，这里大多数人，就是因为搞钱进来的，为了“搞”日本女人搞钱，这让犯人们觉得自己的“搞钱”带上正义的色彩。

辩论是经常发生的，双方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坐在台阶上的我，可以清晰地听到正方反方的声音，我喜欢这样远远地听着，身在局外，又在局中。这种情景会一直持续到集合上楼的哨声吹响，那些沉迷于辩论的犯人依然象是雅典的自由公民，他们脖子上青筋横跳的嘶吼声，最终被其他犯人的报数声打断。

这天晚上的争论不知为什么涉及到了指导员，毫无疑问，他依然是热点，就像民众对所有政界人物的关注。对指导员的看法同样有着正反的两种声音，反方的意见是：“指导员也搞钱的，你看到他的车钥匙没有？是奔驰！这里能当上大组长的谁不是送了钱的，让他们自己说。不收钱不收礼的，就是中队长。有一说一。”

为了佐证，他左右回头去找几个大组长，却发现几位大组长没有出现在今晚的观众席中。

另一位扞卫指导员尊严的犯人站出来反驳他：“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奔驰最便宜的就二十几万，人家一年工资就够了。你看到指导员拿人家钱了么？还是你自己送钱了？”

双方你来我往，辩几个回合以后开始相互人身攻击：“我他妈的送钱我还在踩缝纫机？我要送也送给监狱领导，我调伙房和医务室去，那才是人上人的地方。”

反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正方反唇相讥：“有本事有钱的人早去了，没本事没钱的留着吹牛！”

“我他妈的没钱，老子家里有得是钱，现金有你家被子厚！”一方企图使用虚构的财富，将对方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