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比我晚了四个月到监狱，当他蹲在入监队的烈日下，象狗一样的张着嘴巴，伸着舌头，坐在厂房缝纫机边的我知道他已经到入监队，一些在土豆前面分流的犯人把他的名字和道听途说的案情提前带到了三车间。

由于一位担任小组长老乡的帮忙，土豆在入监队同样喝上了可乐。和我相比，土豆是个更愿意动脑子的人，他不是在想“办法”就是在想“办法”的路上。

我耐心地等着土豆分下来一起踩缝纫机，我很想见识土豆踩缝纫机的样子。对于土豆来说，我已经是一名熟练的车工，我有资格在他面前吹嘘一把。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踩缝纫机强化训练，我的身体内似乎安装了一套专为踩缝纫机而设的程序，我左手熟练地“刷、刷”拿布料，右脚“哗、哗”的踩下去，把速度调到最快，针距最佳，左手进右手出，完工的产品在我面前堆得象小山，一整套动作走得行云流水，毫无瑕疵可言。

这就是踩缝纫机的我，另一个我在坐缝纫机前的那一刻已经“逸”了出去，坐着踩缝纫机的只是我的蝉蜕，是蛹茧，是我的躯壳在劳动，不是“真我”，真实的我已经蝴蝶一样飞出去了，我早已坐在前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国际航班内，听着阿联酋的大屁股空姐问要不要来上一杯“Chinese tea”我骄傲地说：“I like lemonade”。

我在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忽尔在诗巴丹的海底悬崖观赏着鱼风暴，忽而在乞力马扎罗山徒步，我甚至在马塞马拉和一群马赛人围着篝火舞蹈，他们油亮的皮肤和黑白分明的眼珠在星空下闪闪发光，总之我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

我经常在踩着缝纫机的时候做这样的白日梦，我的神魂遨游太虚，我需要将灵魂的“逸”出渡过余刑，我不敢往后看，我知道只要不去想时间总会过得去，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还有漫长的两年时光而心生恐惧焦虑。

那天上午，我依然像往常一边熟练地踩着缝纫机，一边一如既往地做着白日梦，我没有发现老黄什么时候走到身后。

老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将我游荡在西伯利亚的神魂给召了回来，老黄问我：“你认识土豆么？”

我马上说：“太认识了。”

老黄说：“把机器关了我带你去见他。”

两排黑不溜秋的新犯站在车间的过道中间，每一个人的脚边放着他们标志性的家当，一只大编织袋，老黄似笑非笑地往前面指了一下，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土豆，他晒得再咖啡色的坦桑尼亚人一样，经过入监队的一番锤炼，他的神情看上去没有什么改变，象他从前那样，歪着光溜溜的脑袋，一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模样。

我走到离土豆几步远的地方，土豆才看到我。这一次笑容没有看守所里那么丝滑，他冲我歪了一下嘴巴，笑的有点艰难。

我本想跟他握手，觉得不太合适，于是改为和他拥抱了一下，我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入监队新犯的臭味的同时，听到他附在我耳边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声音象被风刮起梧桐叶，就打着旋儿飘走了。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位狱警在朝这边看，我往后退了一步。

土豆希望留在三车间，但这操作起来有些麻烦，为了彰显公平，公正，公开，刚分下来的犯人一律先由电脑随机分配。老黄去查了一下名单排序，电脑把土豆分到了“魔鬼车间”———五车间，土豆一听有些着急，请老黄帮忙，老黄有些踌躇，和指导员不同的是，老黄不受中队长待见，时不时说些不客气的话给老黄听。指导员走后，老黄专用的水龙头也被收了回去。

老黄不想找中队长说话，他想了一下，硬着头皮去找分管刑罚的队副。队副曾经向老黄讨教过环保规划上的问题，给了老黄一个面子，答应土豆留在三车间，前提是必须踩缝纫机，如果想调整到其他岗位，需要报大队核准。土豆于是留了下来。

几天以后的一个周六，这一天，新犯组没有安排劳动，土豆趴在大厅的饭桌上写信，他一边写信一边往嘴巴里塞着饼干，他看到我过来，就放下笔说话，嘴里喷出一阵饼干碎雾。话题又回到从前，我们交流了一些信息，最后都没有说话。他有他的心事，我有我的心事。

土豆跟我说不想踩缝纫机。但是监狱里有一条规矩，新犯报到之后，哪怕是天皇老子，他也必须先踩三个月的缝纫机，这个规矩是死的，没有人敢去通融。

土豆安排在我边上踩缝纫机。手忙脚乱的他时不时地卡住后面人的流水。他让我帮忙，于是我要土豆讲讲自己糜烂史来交换，一开始土豆不太愿意，我就劝他：“你讲出来就等于悔罪了。”

土豆说：“跟你讲有个鸟用。”

我说：“你说出来会舒服些。”

土豆出了一会神叹了口气，说：“活该！”我不知道他这句话到底是说我，还是说自己，也有可能是我们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