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枪的消息像长了四条腿一样，传得很快，没过几天村里人都知道城里打枪了，大家暗暗庆幸，幸亏住的离城里那么远。不久从城里又传下来一道消息，那几枪是进城的游击队打的，而且是冲进警察局里面打。

传消息的人绘声绘色，好像他就是当时在场的游击队，他描绘的情景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局长刚在办公，准备批准将关在牢里的几位发传单的老师押送到省城去，突然从外面冲进来十几个游击队员，前面的几个人手拿双枪，没等局长说话，冲着他脑袋就是第一枪，局长脑门被子弹直接打了个食指粗的洞，扑在办公桌上，后脑勺被掀了一块，后面拿长枪上去拉了枪栓补了两枪，边上两个递交材料的文职人员吓得尿了一裤子。打完枪后，游击支队留下一张布告就撤了，布告的大致意思是接下来是人民政府的天下，不要再替反动政府卖命，大军已经在路上了，过几天就到。

这一响，县政府里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来上班了，只留下县长一个人和一个看门的更夫。城里几个混混蠢蠢欲动，想趁机跑到县政府里面浑水摸鱼，县长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和更夫站在门口将混混们堵了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街上的人少了很多，大家没事都呆在了家里，这个时候呆在家里才让人感觉安全。

枪声不但吓住了，城里人也吓住了，我爷爷，那一段时间他不再撑船去县城，偶尔推不掉的生意，他和客人提前说好，把船停在离县城五六里远的埠头，让货主自己过来提货。虽然到码头运费着实令人心动，但是对打枪的恐惧，遏制住了赚钱的欲望。

好在家里还有一片田地，不撑船的日子里，我爷爷和他的兄弟在那几块地上全部种上了土豆，它可以当饭吃。

土豆是一种善解人意的作物，除了它圆溜溜的块茎，在它成长的三个月里，可以随时掐它的藤叶来炒菜，也可以夹在麦麸糕里，我爷爷希望靠它们一家度过这段充满危机的时期。他们从粪缸里挑出粪水，精心地伺候这些土豆，在这片土地上，土豆绿油油的长着，一副知恩图报的样子。

三个月以后是土豆大丰收的季节，我爷爷和几个兄弟一起将土豆从泥土里挖出来，抖掉它们身上的泥土，扔在一堆，他欣慰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内心对土豆和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激。

这时一种黄色的像乒乓球般大小的土豆，和后来的土豆相比，它们的口感更加细腻，甘甜中带着食物本身的清香，这样的土豆兄弟们一次能够吃两碗，他们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将土豆慢慢地剥开，沾一沾盐巴吃下去，土豆皮扔给了一边摇着尾巴的黄狗。吃不完的土豆，他们会学着田鼠的储存方式，把它们藏在山上的洞里，在那个地方，土豆像睡着了一般，很久都不会发芽。

但是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食物一样，当你日复一日地啃啮着同样的品种，你的身体就会本能对它感觉到厌烦和反胃，况且，那些没有动物脂肪滋润的土豆叶炒起来，会有一股的苦味。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几个兄弟很快的显得不耐烦起来，尤其是二叔公，这种没有期待的日子，对他是一种折磨，小叔公，他没有权利说话，四个兄弟中，他对家里的贡献最小，脾气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