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二叔公一闻到屋子里又是一股土豆的味道，终于按捺不住：“一斤土豆八两屎，这是要吃到什么时候，就不能去割几斤肉。”

事实上，站在我爷爷的角度来说，多吃土豆不仅仅为了深居简出，减少外出购物的麻烦，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为了节俭，家里虽然是劳力十足，毕竟这也是需要口粮去喂养的。

我爷爷看到二叔公发了牢骚，也来了火：“你要吃肉，可以，你当时去当兵，战场上都是肉，你要吃多少都有。”

在我爷爷的内心里，作为老大，他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包括他去乡公所当差，是为了兄弟们不被拉去当兵。听着两个儿子吵架，曾祖父没有吭声，自从我爷爷从战场上死里逃生以后，他已经默认了他是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

二叔公一听我爷爷说这个话，把门一摔出去了。我奶奶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家里的盐也不多了，明天刚好是集市，要么你明天去乡里赶个集，割些肉回来，家里确实好久没有见油荤了。三叔公嘟嘟囔囔说，和尚一样。

我爷爷渐渐消了气，静下心来想了一会儿，又开始心疼几个兄弟，他打定主意，明天赶一趟集，割上四五斤的肉，顺便打探一下风声。

第二天一早，我爷爷穿了件短褂，戴了一顶破草帽，脚上套了双胶鞋，非常利索地出了门。他走得飞快，两边的衣角像燕子的尾巴一样，迎着风。

集市上的人明显少了一些，但还是那个集市，和从前的没有什么区别，卖的同样是那几样东西。所不同的是，街道两边店铺的柱子上，门板上都贴了两尺长，半尺宽的红红绿绿的纸，纸上用毛笔写了一行字，我爷爷看不懂，他觉得这些字和自己有关又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有些店铺的主人换了张新的面孔。我爷爷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就把草帽往下压了压。

当他走到一家副食品店的门口，看到那一排敞口大肚子玻璃瓶里五光十色糖果的时候，停下了脚步，象所有爱自己儿子的父亲一样，他想给自己的儿子买几颗糖果。

他站在柜台外面，看着店家将五指张开得象簸箕，伸进敞口玻璃瓶里去抓那些纸包糖，我爷爷故意装作若无其事地问店家，过年没到，贴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干什么，店家喜笑颜开地说：“你不知道吧，咱们乡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