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摸底工作整整干了三天。工作队员自己带了铺盖，晚上铺在祠堂里睡，吃的掏钱让老孙去买，三天里，村里大小人家的底数都被工作队员摸了个一清二楚，老孙鞍前马后没少出力，工作队员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到了第四天，工作队员要求大家在祠堂里再一次集合，工作队在大会上宣布成立农会，农会的委员，由家里缺田少地的人组成，长工老孙被工作队任命为农会主席。

老孙和工作队员一起站在台上，满脸通红，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老孙成为农会主席让我爷爷心情低落。他觉得老孙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长工不配成为农会主席。

经过一番测算，保长家的田地最多，有两百多亩，他家被评上了中地主，离大地主只差一步远。

由于保长已经死了，他的活着的女人成了地主婆，成了挨批斗的对象。

工作队员在祠堂里召开了诉苦大会，号召大家控诉地主和地主婆的罪状。保长的婆娘被罚站在桌角，有几个妇女捏着拳头，指着保长女人的脑袋，说当时问她借风车都不答应，真是坏透了顶，保长女人低了头一声不吭。

保长家的土地分给了没有田地的人，这些人斗起地主婆来更加来劲，在批斗大会上，有时候说到气愤处，忍不住伸手去戳地主婆的脑袋，薅地主婆的头发。地主婆忍着一声不吭，好像那些头发是长在她头上的稻草，跟她无关似的。

地主婆家好像断了亲戚，都躲得远远的，大气不敢出。有一天，地主婆疯了，下雨天光着脚在村口的大路上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唱。她这样走了几天以后，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有人说她装疯卖傻，跑到台湾去了，因为有一条线索说他的舅舅在刚解放那会儿，就从上海跑到了台湾落脚，所以地主婆跑到台湾去的可能性最大。

当时，不仅仅台湾，靠近大陆的几个海岛都没有解放，地主婆跑去台湾不是没有可能。

我爷爷家最终被评上了人畜无害的中农，依然保留着自己那二十四亩田地不动。田地里能够长出稻谷蔬菜，但是长不出猪肉和银元，加上政府不断召唤人们恢复各行各业，我爷爷和几个兄弟重新扛着桨上了船。几趟下来，他们就看到了钱，但是货主们付得现洋越来越少，新钱越来越多，我爷爷他们老观念，希望收现洋，新社会新气象，大家很快的都用新钱了。

那一段时间，县城里到处都是来来往往南下的解放军，他们身材高大，打着绑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操着好听的北方话，有时候硬着舌头学着南方人讲话的样子，经常惹来大家一片善意的哄笑，他们特别讨人喜欢，一些大姑娘小媳妇看着解放军过来就捂着嘴笑，一来二去，我爷爷他们不怕解放军了，有时候还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学着称呼他们同志你好，解放军也微笑的称呼我爷爷同志你好，这让我爷爷特别的高兴，他跟我奶奶说解放军叫他同志，我奶奶问他叫同志是什么意思，我爷爷说就是自己人。

在南方沿海的这片区域，虽然陆上的土地都已经解放，但是频海的几座海岛依然是国军控制。县城这条河流连着大海，出海口往外七十海里地方，那座岛上就驻扎着大批的国民党军队，还修筑了大批的碉堡。那天在街上，一位解放军说，他们要去解放那座海岛。我爷爷听了以后竖起大拇指说：“要解放要解放都要解放。”

县城里面的解放军越来越多，这种都是在各种不知不觉的细节中体现的，比如看到的汽车多了，有时电影院会被解放军包场。

那一天我爷爷又是路过那座小学，他无意中往里面看了一眼，惊讶地发现里面驻扎了大批的部队，比他当时去上海的时候还要多，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大概又是要打仗了，可能是去解放那座海岛的。但是我爷爷并不紧张，他知道解放军不抓壮丁，他想多看两眼，门口左边的哨兵朝他挥挥手，让他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