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一边说，一边帮我爷爷正了正帽子，戴正了帽子的我爷爷，看上去更像个义士。打完了电话的特派员走出来，走到中山装干部身边，轻轻地说：“电话打到县武装部，是有那么个情况。只是部队番号都保密，不知道他弟弟在哪里。”他停了一下说：“有可能在福建。”

中山装干部警觉地回过头说：“难道要打台湾了？”

特派员笑笑，说：“这要看上面的决定。剿匪的通知是下来了。”

中山装干部点点头。

特派员冲民兵摆摆手，说：“把他先放下来。”

民兵一圈一圈地解开了我爷爷胳膊上的绳子，看到我爷爷的手腕被绳子捆得又红又肿，我奶奶又急又气地将我爷爷的手腕拉到特派员的面前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不问青红皂白，一绳子就把人给捆成这条，我要去找县长讨个说法。”

特派员眼睛一瞪，涨红了脸说：“你去你去，你男人替反动政府卖过命，当过乡丁，这一笔债，你总跑不了。”

我奶奶争辩道：“啥叫卖过命，那是人家逼着他去，不去就要抓壮丁，都是被逼的，我们是良民逼上梁山，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人捆在这里。”

中山装干部在边上听不下去，愤愤地骂道：“泼妇。”转身到房间里去了。

特派员被我奶奶抢白后气得脸色通红，他怒气冲冲地对民兵说：“胡搅蛮缠，没有知识的农村妇女。把他们都赶出去。”

两个民兵半推半请将我爷爷奶奶拽出了大门。两个人离开大门一段路，我奶奶回头看了一眼，见后面没有人跟来，她推了我爷爷一把。

从那以后，我爷爷对我奶奶的态度好了很多，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奶奶给他捡回来的。

老六被送到县城以后，关了一段时间，和三位通匪的地主一道，又被送回到乡里，这一次，他回来的任务是“游街示众”。

白天的时候，老六他们四个人排成一列，由扛枪的民兵押往周边的村里去游街。这些人步伐踉跄，胡子拉碴，趿着快烂穿底的布鞋，看到他们，妇女们忍不住冲着他们吐口水，小孩子朝他们扔石子，有时候石头打在头上，免不了又是一番鼻青脸肿，坏分子这种狼狈不堪的样子，让所有人都有种大仇得报的扬眉吐气。夜晚，他们被收回来关押在乡政府的楼梯下，第二天继续拉出去，好像定时放牧一样。

老六没有家人，因此他无所谓，他只想这样“游”一段时间，就可以将他给放了。他不想再给别人算命了，自己命都是这个样子，他只想回村里种地。

一天的晚上，伙房给每人端来了一碗肉两个馒头，老六和地主蹲在地上一块接一块夹着肉，就着馒头。突然，一位地主将手中的碗筷往地上一放，跺着脚，带着哭腔对边上的人说：“倒运了，倒运了。我们要死了，这是断头饭。”

另外两位地主一听，楞住了，一位地主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还以为苦几年可以回家，没有想到是条死路。”

另一位将信将疑地说：“怪不得今天吃肉，我还以为杀猪了。难道真的要送我们上路？”

老六非常茫然，难道就这样给毙了？招呼也不打。

第二天一大早，乡中学操场就有了人。

乡政府在操场上搭了个舞台，台楣上打上了红底黑字的横幅标语。认得字的村民告诉边上的人，上面写着“坚决镇压反革命！”

今天是看枪毙反革命公判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