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三叔出生，我奶奶渐渐消瘦下去，好像一颗放在阳光下的桃子，慢慢蒸发了水份。

到我三叔两岁，乡变成了公社，村改成了生产大队，老孙依然铁树一样，成了生产队支书和队长。土地都是集体的，每户人家每天到集体田地里干一天活，记一天工分，凭工分年底到生产队领粮食。

一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面临满分家庭的蔑视和嘲讽，平常我爷爷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忍不住才回一句：等我孩子长大了，到时候还给你们。这免不了引来对方哄笑。

现实让我爷爷哑口无言。

于是他用沉默来抵抗羞辱，他经常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一想便是半天。

我的二叔和三叔经常感觉到饿，他们不敢跟我爷爷说，便跟着我奶奶哭，我二叔告诉我奶奶，他感觉肚皮和后背仿佛贴在了一起，我奶奶便叫他喝一碗水去睡觉，睡着了就不饿了。但是他们往往睡着睡着又饿醒了。

每当这时，仿佛心灵有了感应，我的曾祖父便会及时为孙子送来一簸箕的土豆。这是他能做到的最大努力。这些土豆同样是他自己省下来的。他放下土豆就走了，他不想看到孙子挨饿的样子。

于是，我爷爷跟我奶奶说想去做贩卖木板生意。

我奶奶一听，红了眼眶，她说：“你不能去，现在打办神出鬼没，抓住了免不了又是皮肉之苦，搞不好还要坐牢。”私人贩卖木材，相当于贩卖私盐。

“打办”就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简称，一般设立在车站码头交通要隘等处守株待兔，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禁止一个地区的物资向另一个地区流动，因为自由流动会破坏国家固定的秩序。看到嫌疑对象，手一指，对方便乖乖地过去，它们也会选择主动出击。它的打击力度足以让那个时代的生意人闻风丧胆。

我爷爷安慰奶奶：“你别担心，我木材公司有熟人，能开出证明。”

他当然没有熟人。他的方法就是躲避关卡的偷运。

像历史上所有被禁止的生意一样，甲处的货物运到乙处，在乙处必然有一个地下市场。就像出租车司机熟悉城市的地下赌场和烟花柳巷，在早年撑船的职业生涯中，我爷爷自然知道这条暗渠通往何方。

和任何行业一样，这档生意需要具备两个成熟的条件，一位将你带进这个行业的领路人，二是有一辆运输工具。

我爷爷通过烧窑麻子，顺利地找到这个行业里的一位资深者。我爷爷将手里的两斤红糖和一瓶酒放在领路人的桌子上，在他对面侧坐下来。作为介绍人的麻子笑着跟我爷爷说：“这位就是老林，林师傅。”

我爷爷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问声好，林师傅瞟了一眼桌子上的礼物，淡淡地说：“这个生意现在不好做。”

麻子继续笑着：“所以这不就是来找你了？这个生意没你带就不好做，有你带着就好做。”

老林微微一笑，说道：“我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神，这两年没有被压过一次，凭着还是以前老亲的一些关系，否则哪有那么好的运气。”

老林大约四十多岁，又黑又瘦，牙缝里是黑色的烟垢，由于长年累月的夹着香烟，食指和中指的指甲被熏的焦黄。

麻子敛了笑，指着我爷爷说：“我就不跟你说客气话了，别人我不给你添麻烦，毕竟多一个人多一口碗，我们烧窑都一样，巴不得自己独做。这是我的好兄弟，我那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全靠的是他，不然你兄弟我就一个人了，他的事情，你得帮。”

老林一支烟抽完了，他拿烟头去凑另一支烟，点着了后，他把快烧到指头的烟蒂扔地上，用胶鞋把它旋进地里。他抬起头，说：“讲到这里，带，没有问题，丑话说前面，这个行当不是什么正规生意，夜路走多了，碰到鬼都正常，我们这些人和家里都有过交代。以后吃了牢饭，这可是不能埋怨别人。”

我爷爷急忙表态，埋怨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老林答应收徒，接下来就是谈一些细节的事情，麻子借故走出去，留下两个人在房间里继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