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火交融的战场上归来，我爷爷身上的沸腾热血渐渐冷却，他又变成了那个平凡的、撑船的农民，血与火的厮杀声消失在梦里，因为那段乡丁的历史，即使他上过解放战争的正义者的战场，心里始终放不下沉重的包袱，为人处事小心翼翼。

我爷爷可能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念上一千遍的佛祖保佑，祖宗有灵，但是这个坎，我爷爷仍然没有迈过去，该来的还是来了，命中注定，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消息先是传到我奶奶那里，我奶奶如同晴天霹雳，刚端手上的芋头碗一失手在地上打个粉碎，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来通知消息的人，就是那位曾经保长家的长工，翻身的农会主席，他发达了，农会解散以后，他又当上生产队支书，最后转到了公社，成了一位半脱产的干部。

老孙告诉我奶奶，你家的男人被乡政府带走了，原因是在当乡丁的时候，欠了人民的血债。说完后他迅速上下扫了两眼我奶奶。我奶奶镇静下来，她决定先把男人找到。

我的爷爷是在河边给船上油的时候被抓走的。

那是个冬日的上午，河流里的一些石头露出了水面，船已经拖到了河滩上，并凌空架了起来，我爷爷正在蹲在船边，替他的木船认真地刷着桐油。这种常年泡在水里的杉木板船，每年必须周身刷一遍桐油，否则会烂得很快。刷遍这一条船，需要三桶油，打过桐油后的木板泛着棕色的油泽，散发着一股富足的气味，只有有钱人家，才会往家里的木板和柱子打上桐油来防蛀。船，当然也一样。

我爷爷一边哼着戏曲，一边干活，他已经掌握了如何往船板上刷桐油的诀窍，对于这条船，他内心对它有着老朋友般感情，正是它解决了全家的生计，让一家人不至于缺衣少食。

他心无旁骛地干着，根本没有发现在不远的河滩上，老孙带着乡里的公安特派员和一名干部，像螳螂一样朝着他包抄过来。等他们走到身后几步远，我爷爷才回头。公安特派员一手按着腰里的驳壳枪，对我爷爷说：“乖乖的，蹲着不要动。”

我爷爷不敢动，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动，背后的枪就会响了。老孙看着我爷爷，话音里有些得意，说：“政府让我带过来找你，我是村干部，当然听政府的。”

另一名干部走到我爷爷身边，说：“现在可以站起来，老实点。”

我爷爷站起来，干部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命令道：“把你的手伸出来。”

我爷爷伸出手，干部把我爷爷的两只手腕绑在了一起，绳子的一头从手腕中间穿了出去，把绳子往外扯了扯，看看捆结实没有。这时候我爷爷说话了：“两位干部找我什么事情？”

特派员反问道：“什么事情？你要问一问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不知道吗？”

我爷爷那时候已经不太害怕，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特派员说：“你到乡里就明白了，现在是人民政府，不要有侥幸心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政府都一笔一笔的记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