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爷爷愁眉不展，干活有气无力，我奶奶劝他说，你现在放心里担忧也没啥用，咱们先把日子过下去，真打起来，到时候再看。我爷爷想想也是，过了半年以后，我爷爷看确实没有打仗的样子，才算彻底的放下了心。毛主席只是吓一下美国佬，让他们不敢欺负咱们。

仗是不打了，国家的建设同时在快马扬鞭。

村外的公路边，不知什么时候又竖起了一根根的电线杆，以前是木头的，现在全是水泥的。黑色的电线在电线杆之间拉了起来，一些鸟站在电线上东张西望。

我天生好奇的父亲想知道电线里装的什么东西，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耳朵趴在电线杆上听，除了一阵嗡嗡的声音，他听不出任何究竟。他就跟别人说，那些电线里面钻进很多蜜蜂。

公路上一天只有几辆汽车开过，但这已经够神气的了，那些苏式卡车的司机们带着墨镜和棉丝手套，坐在驾驶室内稳稳地拿着方向盘，像个掌舵的将军。他的身边陪伴着穿着列宁装的短头发的女干部，一手拉着驾驶台的扶手，两个人的形象就是这条公路上最亮丽的风景线。成为一个卡车司机，是我父亲至生的梦想，他经常在自己的梦里开着那辆两节车厢的卡车。

没有人通知，村里突然来了一群神气活现的工人，每个人身上都背着电工包和一卷的电线，他们是来要给村里安装广播的，他们说，等广播有了，就能听到县里的声音，省里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

这个消息让人们激动异常，同时他们也带了一个疑问，就这样一根小小的电线，又不是空心的，声音是怎么像流水一样淌过来的？

自从通了公路以后，乡里到村里是很方便。

工人们很有钱，打扮得很有派，脖子上挂一条白色毛巾专门用来擦汗，惹得乡亲们笑，擦个汗还故意挂个毛巾，用袖子不方便么。

每天有一辆拖拉机，把工人们吃的从乡里拉过来，他们拿钱去买村里的鸡蛋，一只鸡蛋五分钱，有时候鸡蛋刚离开母鸡的屁股，还带着带着母鸡的体温，他们就把鸡蛋拿走了。他们把鸡蛋打在饭汤里，稀饭里，加上几调羹白糖，搅拌均匀了咕噜噜的喝下去。他们一点也不稀罕白糖。

这些人在村里拉了一个星期的电线，吃了村里的很多鸡蛋，电工走后的第二天，又来了一波人，他们从一辆拖拉机上卸下一箩筐一箩筐的五角星喇叭，他们把喇叭用钉子敲在房屋门口的木头柱子上。

安装好的喇叭一直没有动静，村里人渐渐地就把它给忘记了。那天吃完饭，我爷爷全家围坐在门口剥着土豆，广播突然想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把坐着的人全都吓了一跳，我的三叔“哇”地哭出来，我奶奶手里拿着剥好的土豆忘了往嘴里塞，她奇怪地问我爷爷：“党中央是个女的？”

我爷爷“嗤”了她一声：“这是广播员。”

“啥是广播员？”

“就是广播里说话的人。”

“那党中央是男的还是女的？”

“党中央有男的也有女的。”

我奶奶恍然大悟：“她就是个传话的。”她有点看不起她的意思，好像这个女的骗取了她的尊敬。

“就是这个意思。”我爷爷把手里土豆咬了一口，另一半的土豆截面上留下他的平滑的齿痕。

我奶奶有些担心：“这个女人说话是蛮好听的，她不要把话给传错了。”她想了一下又问：“那主席大还是党中央大？”

我爷爷答不上来，他灵机一动：“党中央就是主席，主席就是党中央。”

自从有了广播，村里人日常谈论的话题越来越丰富，从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到粮食统购统销，人们感觉国家好像就和自己在面对面了。

人们的生活同时起了大变化，人们根据广播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只要广播一响他们就开始烧饭，广播一停，他们就下地干活，没有多久，村里的人就觉得自己须臾离不开了广播，他们好像是被广播管着的人。